2025年9月11日上午，在自己家农房门口，黄培珍按下红手印，接过了工作人员递过来的“红本本”——不动产权证书。
这是本特殊的证书。她是湖南省华容县万庾镇白铺村人，发证机关却是湖北省石首市（县级）的不动产登记中心。
黄培珍的房子坐落在东西走向的乡道边。这条路，是划分湖南与湖北的省界。她家在路北边，从行政区划上看，属于湖北石首高基庙镇高基庙村。不过，宅基地是路南的白铺村分给她家的。也就是说，宅基地所有权，归湖南。
华容与石首交界处，有三百多户的情况与黄培珍一样，生活在“飞地”里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省界调整，一些湖南人的宅基地和耕地位于如今的湖北境内，也有湖北人的地在湖南，交错形成了事实上的“飞地”。
随着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开展，“飞地”问题显现：由于户主户籍与宅基地所在地分别归属两省，两边的不动产登记部门，都无法对这类宅基地确权。
2025年7月16日，石首市与华容县自然资源部门决定突破限制，签订《相邻边界“四权”不动产联动确权登记协议书》，明确由“飞入地”办理登记，于是，黄培珍领到了湖北的证书。
《湖北日报》报道称这是全国首个省际不动产联动确权机制。2025年9月11日当天，“飞地”内3户湖南农户、5户湖北农户的宅基地得到确权。两地计划在2025年10月底，完成对存在“飞地”情况的宅基地确权，涉及6乡镇、19个村(社区)。
在湖北石首市与湖南华容县交界处。北干堤是省界线的一部分，道路两侧湖南人与湖北人混居。（南方周末记者韩谦|图）
勘定省界，留下“尾巴”
“飞地”确权工作启动两个月来，已有不下4批工作人员到访黄培珍家。
头一回，先是向她了解家里的大致情况：户籍所在地、什么时候建的房、如何获得的宅基地。第二次，让她拿出了身份证、户口簿登记，还测量了房子的尺寸。到2025年8月19日，工作人员在她家门口张贴了一份“批前公示”，内容是同意给她颁发不动产权证书，公示期15个工作日。最后一次，她收到了证书。
她说不太清楚来者的身份，大约每次都有七八个人，由村干部带着，有镇上的，还有华容县、石首市的。
华容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张坚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，按照两地联动确权的规定，现场调查时需六方到场：当事人、邻居、两省临界的村组负责人、乡镇负责人和县一级工作专班工作人员。调查时，石首、华容两边都要有人到场，“一边自说自话，另一边不认可，也不行”。
“一定要搞准，不能出一点误差。”张坚说。当黄培珍家农房的地理坐标录入不动产登记系统，房子便有了“身份证”，意味着她享有这块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，这份权利是唯一的、有法律效力的。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农村宅基地边界并不清晰，谁家占有哪块地，多是基于历史的约定俗成。实际管理时，村干部不完全跟着省界走，本村村民住到哪儿，他们就管到哪儿。
黄培珍家门口那条分开了两省的乡道，被当地人称作北干堤。
一位七十多岁的村民听老一辈讲，1950年代，长江流域遭遇了一场特大水灾，为了阻挡洪水，村里修建堤坝，后来不断加高加宽，便成了路。
《石首县志》记载了那场灾难：1954年，长江洪水猛涨，内涝外洪。全县24.6万人受灾，淹没农田68.7万亩，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7％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划分省界时，北干堤成了其中一部分。堤坝以北，是湖北石首市高基庙镇，往南，是湖南华容县万庾镇。
黄培珍听老一辈说，她家宅基地所处的位置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属于湖南，后来经过调整，才属于湖北。
白铺村另一位村民董树生听父辈提起，省界变化后，边界村民被允许自由选择省籍，“愿意在湖南就在湖南；愿意到湖北就到湖北”。由于当时没有调整户籍，他们一家，成了住在湖北境内的湖南人。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湘鄂两省省界划分都不清晰，全国也不乏类似情况。
民政部全国勘界工作办公室出版的《中国勘界纪实》记载，1987年年底，全国30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，未含港澳台）共有陆地行政区域界线65条，各省上报的地形图上，画法不一致的有59条，占91%。其中，争议面积14万多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安徽省的面积。
1995年年底，国务院成立勘界工作领导小组，直到2002年，完成了对省、县两级陆地行政区域勘定。
不过，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。《中国堪界纪实》中坦言，“工作时间紧张，有关资源的使用、管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”。书中对谈判过程做了记录。其中，一些省份在处理争议边界时就约定了原则：双方在边界线上的飞地，仍旧维持勘界前的经营管理状况不变。
这成了省界勘定时留下的“尾巴”。
2025年9月11日上午，湖南农民黄培珍在家门口，收到了湖北石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。（南方周末记者韩谦|图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