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我国明令禁止代孕，但地下市场依然活跃。从明星富豪的“隐形需求”到普通家庭的求子心切，代孕产业链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疯狂生长。为何代孕难以根除？它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问题？
代孕早已不是简单的“借腹生子”，而是一条分工明确、利润惊人的黑色产业链。国内地下市场中，中介机构伪装成医疗咨询公司在社交媒体上隐秘招揽客户；代孕妈妈多来自偏远农村，被高额报酬吸引，但实际到手不足一半；操作流程隐蔽，常以试管婴儿名义在私立医院进行。富裕阶层则转向合法化国家如美国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，花费高昂费用。疫情期间还出现了代孕婴儿滞留的问题。
代孕屡禁不止的原因有三方面现实矛盾。首先是不孕家庭的需求旺盛，中国不孕不育率高达15%-18%，约有5000万对夫妇，但合法途径如领养门槛极高，部分家庭执着于血缘延续，不惜铤而走险。其次是暴利驱动，一单代孕收费40万-100万元，中介抽成50%以上，部分机构提供包成功套餐和选性别等违法服务，利润翻倍。最后是法律执行难，代孕行为隐蔽，参与者利益捆绑，极少举报，现行法律仅对医疗机构有明确处罚，对个人和中介打击力度不足。
代孕的残酷真相也值得关注。对于代孕妈妈来说，身体与尊严遭受双重剥削，打针、取卵、移植手术风险极高，可能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（OHSS）甚至终身不孕。中介常要求签订霸王条款，如流产无赔偿、胎儿缺陷强制堕胎。对孩子而言，可能沦为商品，若客户离婚或反悔，孩子可能被遗弃，跨国代孕婴儿因国籍和亲子认定问题成为无国籍孤儿。对社会而言，将子宫和婴儿工具化，挑战人伦底线，变相鼓励富人特权，加剧阶层不平等。
全球视角下，部分国家允许商业代孕，但问题频发。例如乌克兰被称为欧洲代孕工厂，贫困女性沦为生育机器；印度2015年立法禁止外国人代孕后，地下市场更混乱。中国选择禁止，但需配套措施，完善不孕不育医疗保障，降低领养门槛，打击儿童贩卖，加强跨境代孕监管。
普通人可以拒绝参与和宣传代孕，不为代孕机构提供流量，支持领养，关注福利院儿童，推动领养政策改革，并举报发现的代孕广告向相关部门举报。代孕的本质是将生命变成一场冰冷的交易，法律禁止之外，我们更需要反思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体现在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尊严。
